进入新世纪以来，起于青萍之末的网络风潮，悄然演化成天落狂飚之势，径直把我们带进一个“数字化生存”的世界。“网络文学”的“生成与生长”以及“超文本”的“兴起与兴旺”，已经成为文学世纪大转折的根本性标志。“超文本”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成为中外文论与批评界一个开坛必说的“关键词”。但对“超文本”这个从数字技术领域引入的新概念，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仍缺乏应有的人文烛照和审美关怀，中西贯通、文理兼容的诗学化深度阐释更为少见。可以说，“超文本”的兴起已成为网络时代文学研究最迫切的课题之一，因为“超文本”研究已成为理解文学图像化、大众化、肉身化、快餐化、博客化、手机化等时代倾向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前提。

　　“超文本”及其相关研究毕竟只是蓓蕾初放的新鲜事物，从崭露头角到渐成气候都需要一个发展过程。但随着“超文本”的日益普及，文学创作、传播与接受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革命，相关研究也处在风生水起的关口。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有理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超文本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虽然目前多数人一时还难以真切地看到太多的动人景观，但已很少再有人怀疑，在这个“桥梁”的另一端确实存在着一个异彩纷呈、前景无限却又危机四伏、处处陷阱的全新世界。

　　传统文本的“超文本”性

　　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造诗机器”和“取消文学产权”等思想相当盛行，超现实主义“自动写作”的构想令人神往。当时法国一个文学团体十分活跃，这个团体大胆地尝试过各种异想天开的“自动写作”的文学实践。其中，特里斯坦?查拉的“剪贴诗学”，让人联想到当下网络语境中流行的“恶搞”，对这种“歪门邪道的艺术”大约一笑置之足矣。众所周知，文字作为文本的“细胞”，原本就隐含着文本的众多特征，特别是中国文字所包蕴的天然诗性基因和“细胞”间的亲和力，使汉语文本具有超强的结构张力和意义弹性。 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者周策纵写过一首“字字回文”的回文诗，足以将查拉的“剪贴诗学”演绎成一种“造诗经典”。也许这类捣碎又重塑的文字游戏离真正的文学还有相当的差距，但就结构意义而言，我们常说的“解构”与“重构”其实也正是这样的文本游戏。

　　今天，人们已清晰地认识道：“文本不仅仅是某种形式的‘产品’，它也指涉了解释的‘过程’，并对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权力关系进行一种揭露的‘思维’，它的意义是开放的，有待读者解释的。更重要的是，文本的互文性被充分关注，诸多理论流派的代表都对其进行了阐释，形成了一种表征文本系统全新的存在方式的文学理论。而且，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文本的互文性被现实地呈现出来，文本从而走向了超文本。”

　　网络“超文本”的魅力

　　“超文本”是网络最为流行的电子文档之一，文档中的文字包含有可以自由跳跃到其他字段或者文档的链接，读者可以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链接所指向的任何其他位置。这些“链接”点通常使用“超文本”标记语言书写。作为一个计算机常用术语，“超文本”其实就是一些不受页面限制的“超级”文件，在“超文本”文件中的某些单词、符号或短语起着“热链接”的作用，这些通往其他页面的热链接，构成了超越既定文本的超级文本网络。

　　“超文本”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它把文本潜在的开放性、阅读单元的离散性等特点和盘托出，使文本潜在的“互文性”彰明昭显。传统文本与“超文本”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鸿沟。法国学者乌里奇·布洛赫曾把传统文本的互文性指涉方式概括为六点，它们竟无一不适用于“超文本”的情形：（1)作者死亡；（2)读者解放；（3)模仿的终结和自我指涉的开始；（4)寄生的文学；（5)碎片与混合；（6)“套盒”效应。“网络文学的比特叙事文本就是这样一种‘漂浮的能指’方式，它是一篇篇被不断书写并可能被重新改写的意义螺旋体，其指涉的无限累加使它呈现为一个无穷庞大的堆积物，一种网状的扩张性文化结构”。毋庸讳言，今天，即便是“超文本与网络时代的文学研究”，也正在变成这样的“螺旋体”和“堆积物”，更遑论海涵地负的“超文本”了。“超文本”没有固定的结构，没有稳定的形态，没有不变的规则，没有可靠的界限，因此，它失去了传统经典文本那种明确的中心地位和稳定的权威性，但是，作为人类进化史上自“钻木取火”以来最伟大发明的互联网，也给“超文本”带来了传统文本永难望其项背的艺术魅力和技术优越性。

　　首先，互联网吐纳天地、熔铸古今的博大胸怀，使“超文本”具有超乎想象的包容性。“超文本”另一非同寻常的力量在于，它能轻而易举地将传统文本千年帝国的万方疆土，悉数纳入比特王国的版图。

　　其次，“超文本”使文学得以解放经典的禁锢，冲破语言的牢笼。它不仅为创作、传播与接受提供了全新的媒介，而且还让文学家和艺术家看到了表情达意走向无限自由的新希望。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作者的思绪路径往往是复杂、闪烁、诡变、不可意料的。从文学接受的角度看，读者的联想往往和作者的思路一样错综复杂、千回百转。“超文本”的网络链接，让作者和读者可以在无穷尽的阅读可能性中肆意游荡。在网络的登录处，最初的文本或许会如机场的跑道一样清晰，但随着游览眼界的不断扩大，一条条道路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作为网上逍遥客，我们究竟“从何而来，向何处去”有时也变得不再明确，开始的目的地在缤纷多彩的旅途中已变得无足轻重了，那些曾经魂牵梦萦的城市因尽收眼底而顿时丧失了神秘的魅力。事事变得如此轻而易举，样样得来全不费功夫了。

　　第三，“超文本”不仅穿越了图像与文字的屏障，弥合了写作与阅读的鸿沟，而且还在文学、艺术和文化的诸种要素间建立了一种交响乐式的话语狂欢和文本互动机制，它将千百年来众生与万物之间既有和可能的呼应关系，以及所有相关的动人景象都一一浓缩到赛博空间中，将文学家梦想的审美精神家园变成更为具体可感的数字化声像，变成比真实世界更清晰逼真的“虚拟现实”。对文学而言，这是一场触及存在本质的革命，那种认为“超文本”写作不过是“换笔”的说法纯属肤浅的皮相之论。“超文本”是文学存在本质的易位。作家先要把数字符号转化为语言文字；其次，文本形态也由硬载体（书刊等)转向软载体（网)，在电脑中数字书写和储存都已泯灭了物质的当量性。

　　这种转变说明，真正的“超文本文学”只能存活在网络上。此外，真正的“超文本”应该永远处于开放状态。多媒体是网络文学可以利用的又一重要资源，它不仅使我们沉浸在纯文字的想象中，还让我们直接感觉与之相关的真实声音、人物的容貌身姿及其生存环境等，甚至我们还可以与人物一起生活，真正体验人物的内在情感和心理过程。因此，真正的网络文学在叙事方法上与传统文学存在巨大差异。

　　“超文本”与超媒体的结合，极大地促进了文学图形化与声像化的步伐。影像作为一种更加感性的符号，它的日臻完美将对书籍——书写文化的保存形式造成巨大压力，也使文字阅读过程中包含的理性思考遭到了剥夺。其实，“超文本”不仅是“个人经验的延伸”，作为新兴媒介，它本质上也是“人的延伸”。

　　“超文本”的局限与陷阱

　　“超文本”的问世无疑是传统文学生产与消费的一次伟大革命。这场深刻革命具有必然性、必要性，令人欢欣鼓舞，但它同时也给文学的生存发展制造了空前的危机。事实上，“一切以印刷媒介为基础的现代精神生活形式——它们以‘距离’、‘深度’和‘地域性’为生命内蕴——所面临的深刻的存在论危机，即使算不上一个终结，亦堪称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型。近年来风雨满城的文学终结论，主要是针对电子“超文本”颠覆文学传统这类情况流传起来的。被誉为“继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麦克卢汉曾提出了“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媒介与人的关系是相对独立的，不同媒介对不同感官起作用。书面媒介影响视觉，使人的感知呈线状结构；视听媒介影响触觉，使人的感知成三维结构。如果一切文学作品都已转化为“超文本”形式，那些宣告文学终结的理论似乎真的有理有据。至少，“超文本”化将是传统文学一次历史性的大转折。

　　生，还是死，这大约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界面临的最为深刻的焦虑。书写文化依赖于文字符号系统。文字的能指与所指是疏离的，这种疏离本身即已包含了人类思维对于外部世界的凝聚、压缩、强调或删除，电子媒介系统启用了复合符号体系，影像占据了复合符号体系的首席地位。崭新的符号体系形成了新型的艺术，新型的艺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和政治功能。电子媒介系统提供了消愁解闷的大剂量的迷幻药，使人们放弃了对历史不依不饶的提问，而“虚拟生存”的数码技术更显示出不可估量的前景。“超文本”的局限与妙处也正在于此，分明虚无一物，俨然包罗万有!让人看不清，究竟是福音还是陷阱。

　　仅就网络文学而言，其纷繁芜杂、失衡失范的情况的确十分严重，网络“超文本”的局限与陷阱随处可见：第一，由于“CtrlC+CtrlP”大行其道，“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几成绝症；第二，主体的过度分散和传统艺术惯用手法的纷纷失效，使“超文本”写读失去了往日的艺术魅力，文学赋予主体的那种诗意对话和审美交往，蜕变成了网络写手恣情快意的文学发泄，“脱帽看诗”的适意与优雅变成了网上冲浪的“随波逐流”；第三，个性的恶性张扬和泛滥成灾的无聊“灌水”已成为“超文本”写作的一大公害；第四，网络已经介入文学生产的全过程。“这彻底改变了已有的文学社会学，网络空间的文学权威殒落了。毕竟，网络带给文学的不只是“现代性”的创造效率和“全球化”的传播便利，它也同样带来了形形色色的广告陷阱和机械复制的文化垃圾。

　　（陈定家，1962年生，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闫涵/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