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这两份历史档案，贺龙“投敌叛变”“里通蒋介石”的真相马上水落石出。贺龙平反了，但诬告贺龙的晏，并没有受到惩处。据说，在贺龙被“专政”的日子里，他也红过一阵子，兴许是因为他的出身不好和揭发有功，始终没有得到提拔，他还是他，一个落魄的时不利兮的“官二代”。好在改革开放需要外语人才，他得以从中学调到财贸干校。

　　等到贺龙的一个亲属1982年在武汉查问的时候，晏还是一个没有脱离讲台的教书匠。根据这位亲属的反映，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指示公安部党组彻查，正在准备申报副教授，利用海外关系申请出国的晏，次年被控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屈指算来，从1967年诬告贺龙，到武汉市检察院受命起诉，前后超过15年，如果放在今天，仰仗刑法追诉时效，他可能就没事了。诬告陷害罪的法定最高刑10年，按照我国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除非立案侦查后逃避侦查，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就不再追诉了。

　　这就是刑事追诉时效，一旦刑法所规定的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超过了，司法机关的正义之剑就失去了光芒，就不能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刑事追诉时效可以追诉到古罗马帝国。不仅刑法有此规定，行政处罚法也不例外。假设你参与赌博，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过了两年才被公安机关发现，你就不必担心被罚款被拘留了。

　　我开始学习法律的时候，对这项制度很不理解。在中国古代，干了坏事，死后还可以鞭尸，怎么能让干了坏事的人，过了追诉时效，就溜之大吉呢？不但我这样想，有个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这样理解的，他说，如果一群海岛上的公民，经过公民大会，决定离开海岛，散往世界各地，各奔前程前的最后一件事，必须是处决监狱里最后一名死刑犯，否则，正义就无法得到体现。倘若正义不能通过惩罚来体现，刑罚就不能对犯罪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威慑力，预防犯罪就成了一句空话。

　　后来，一堆刑法理论让我不再坚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报应主义观念。比如说，刑法的宽容，刑法的谦抑，最重要的，是刑法的功利主义观念。国家不是万能的，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倘若国家抱定有罪必罚的立场，司法成本就有可能超过收益，得不偿失，而且，时间久了，找到充分而可靠的证据的难度加大了，搞错案件侵犯人权的可能性也就大了，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按照功利的算计，置久远的犯罪于不顾，将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到惩罚现有的犯罪上。

　　文革过后不久，功利主义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加上人们对迫害元帅的憎恨，那个协助政敌诬陷贺龙的晏，当然不可能因为刑法追诉时效而免除牢狱之灾，2000年以后，那个对晏进行公诉的武汉老检察官，还说了句“恶有恶报”，对晏未能远走异国他乡，避免国家公诉感到庆幸。（本文素材来源于：《毒箭射向共和国元帅：贺龙通敌叛变罪名出笼始末》，作者梅兴无；《贺龙元帅蒙冤始末》，作者安褶辉，载《党史纵横》，2003年第8期）